不斷遠離的永恆當下

　　2023 年的諾⾙爾物理學獎讓⼀個特殊的時間單位躍上媒體，attosecond ／阿托秒。「對光的實驗捕捉了最短瞬間」（Experiments with light capture the shortest of moments）。¹ Atto 指的是10 的負18 次⽅，10^-18。換⾔之，1 阿托秒就是0.000000000000000001 秒。獲獎的三位物理家的貢獻在於運⽤阿托秒尺度的脈衝光去捕捉快速電⼦的移動瞬間，超越了先前以⾶秒（femosecond），亦即10^-15 秒尺度所捕捉的較重或較緩電⼦運動。阿托秒物理學（attosecond physics）成為⼀個新的指標，⾒證了⼀百多年的量⼦轉向所勾畫的時空物質向度。

　　最短瞬間／the shortest of moments，是⼀個略帶詩意的詞彙，但也在語意上特意強調了許多複數瞬間中的最短暫，亦即短到不能再短，遠超過⼈類⾚裸感官所能更捕捉的速度。當技術測量的尺度變得更⼩，到達次分⼦、次原⼦，其所微分的不僅是⼀般所謂的空間，也必然包括了時間的尺度。在當代物理學的論述中，時空物質的連帶關係是不可或缺的。Hermann Weyl數學家在上個世紀初所建⽴的「統合場域理論」（unified field theory），讓James Clerk Maxwell 的電磁場（electromagnetic field）⽅程式和Albert Einstein 理論相關的重⼒場（gravitational field）宛如時空（space-time）的幾何屬性。正如Weyl所指出，時間、位置、物質的關係變得不再明確。
 

如同相對論教我們要拒絕相信我們可以在不同時間點上辨識出空間中的⼀個相同點，我們現在知道，談論不同時間上物質的相同點，也不再具有意義。²

 

　　換⾔之，時間點、空間點、物質點，即便極其微⼩，彼此之間有著某種微妙的關係，使其無法被視為單獨的變項來思考。我們不能再理所當然地說，不同時間點上有著相同的空間點，也不能再說，某個物質存在於不同時間點上的相同空間點，或相同空間中的不同時間點。甚⾄，我們也無法說電⼦乃是由「⼀個且相同的實體」（“one and the same substance”）所組成。³ ⽽Karen Barad 提醒我們，Maxwell 的電磁場理論早已是⼀個結合電⼦現象和磁場現象的「統合場域理論」。⁴

　　短的瞬間，因此也是難以捕捉的點，無論何時，以及如何可能，當你看向這些瞬間，它們都早已不在當下（the moment）。當下，也取得了另⼀層永恆的（timeless）意義。最短瞬間乃是⼀個不斷遠離的永恆當下，卻也在遠離中，持續靠近著。
 

在⼈和電⼦相遇的轉⻆

　　這些在上世紀初即已蓬勃的場域思考，及同時間興起的量⼦⼒學（quantum mechanics），乃⾄於後來發展出來的量⼦場域理論（quantum field theory），都是重要的 理論思考線索，促成這個世紀初的⽂化理論場域中，得以展露出⼥性主義量⼦理論，以及更廣義來說的新物質主義（new materialism） 。Karen Barad 所提出的 spacetimematterings——我將其翻譯為「空間時序物質化」或「時空物質化」。⁵ Spacetimematter／時空物質的概念捕捉並傳達了⾄少⼀百年前的理論物理學就已經碰觸到的動態物質概念。簡⾔之，物質，不再堅實，也不是變得柔軟，⽽彷彿有其在空間和時序上不受掌握的個性。因此，才會有Erwin Schrödinger 的另類提問，電⼦會思考嗎？（Do Electrons Think?）⁶
　　
　　不過，⼈並不是電⼦。藝術，不正是⼈的獨特性嗎？倘若解構了所有的⼈類獨特性，那還能夠談論藝術嗎？我們必須說，這是合理的疑問。重點確實在於「⼈」，但可能並不是因為⼈類在本質上⽐較⾼貴，⽽是因為「我們」，在此書寫，在此閱讀，在此企盼共同理解，並釐清情動取向和⾏動路徑的⽣物，乃是這個被稱為「⼈」的特定物種。儘管，⼈類的有機體和基因體中都早已併⼊了更多異質的微⽣物群和內源共⽣病毒。⁷

　　⼈在談論⼈以及不僅是⼈（the more-than-human），⼈在以「⼈不僅是⼈」的姿態，探究萬物⾃然，終於，碰觸到了電⼦。當⼈和電⼦相遇，直⾯其存有論及知識論上的意義，⼈和電⼦都產⽣了某種變化，甚或突變。這在我們的思想場域中展現為當代許多的轉向，新物質的、情動的、⾮⼈的，以及分⼦與⾏星的轉向。

　　⽣態⾺克思主義者John Bellamy Foster質疑，後⼈類主義和新物質主義思維陷⼊了⼀種脫離了實踐哲學的「扁平的、⼀元論的」（flat, monistic）存有論，在無限的異質連結裝置中，失落了可以作為實踐主體的「物質的⼀感性的⼈類存有」（material-sensuous human being）。⁸ Foster的質疑固然有簡化之嫌，但他的擔憂仍屬合理，且值得注意的。⼈類⾏動主體，儘管早已不僅是⼈類，卻依然甚或尤其是當代被命名為「⼈類世」（Anthropocene）的時代困局中不能迴避責任的能動單位。然⽽，回到活⽣⽣的、具體的、歷史特定的⼈類⾏動主體，其承載著特定階級、性別、族裔、⽂化及物質處境，並不表示就不能關注、體現並實踐在跨界異質組裝的⾏動單位。兩者⾮但並不衝突，還可能有另⼀層交織與相輔的作⽤。在適度進⾏能動⼒重分配的過程中，無礙於實踐⾺克思傳統的感性⼈類存有，反⽽可能讓這些實踐更加鮮活⽴體，更有機會展現出多向度的⾏動結盟及創新路徑。

　　畢竟，以⾏星⽣命的演化軌跡為鏡，就算是曲折的繞射之鏡，共⽣異質的路徑創新始終是最有⼒的創造⼒根源，經典的例證包括光合作⽤和原核⽣物的突現（emergence），有別於 Foster 論斷後⼈類思考以平板的異質連結排除了突現的概念。
 

當⽣命即是藝術

　　所以，什麼是「新物質主義」，「新」在哪裡？這當然是核⼼的提問，但更重要的是，你如何界定這些提問，⽽不是鐵板⼀塊地擁抱或推翻。你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定義，但真正切中要害的，在於那些讓定義得以可能的，歷史特定的脈絡。特定的物質符號及技術條件，亦即⼈類世相關的知識下層結構，讓我們，有著特定感官裝置的⾏星⽣命樣態，得以去看⾒、聽⾒、碰觸、感知，進⽽去勾勒並想像過去、現在與未來。

　　擺脫標籤的表⾯意義，潛⼊論述場域中的動能。新物質的「新」不僅在於，出現了更多重尺度及異質複合的觀測與⽣產裝置，⽣產出以往無從觸及的⾝體及其知識。「物質」（matter）的意義也在多尺度的異質共構（heterogeneous co-constitution）中發⽣轉變，同時，物質性（materiality），亦即作為物質的模態及性質，也發⽣了質變。⽽在這些變化當中，正是持續穿越界線的分⼦循環過程，以及跨尺度交互作⽤的反饋迴圈。

　　無盡反饋的迴圈之所以可能，乃是基於⾏星⽣命，亦即活的物質（living matter），和所有其他模態的物質⼀樣，都是由難以充分掌握其個性的次原⼦粒⼦（subatomic particles）所組成。在不斷地變化、交互作⽤、交換訊息及轉換形式的過程中，各種不同樣態的⽣命得以存活。就在⽣命樣態的存續中，充滿了許多創新與發明。如同James Lovelock和Lynn Margulis 在1970年代提出的蓋婭理論（Gaia Theory）所強調，是地球上的古⽼微⽣物，透過其新陳代謝路徑的發明，調節了包括⼤氣圈在內的⾏星⽣命條件。⁹

　　這些科學實作中的發現，讓我們對於物質的掌握，對⽣命的認知，對世界的參與，對宇宙的探索，都發⽣了質變。個別差異（individual difference）的內涵與意義發⽣改變。所謂「個體」並不是不再存在，⽽是變得複雜，多尺度的組構。定義的戰爭，攸關⽣死，在可⾒與不可⾒的界線之間，在被抹煞，以及重新看⾒的意義裡。物質的政治性以及政治的物質性密不可分，尤其當我們不得不⾯對所有⾏星⽣命形式的創造⼒，在⼈類對跨物種⽣態的破壞程度直逼⼀個名為「⼈類世」的歷史奇點時，藝術的⽣命開始無可避免地緊緊繫於⽣命的藝術。

　　Bruno Latour在疫情封鎖的居家處境借⽤⽩蟻變形記思索的，並⾮僅是隱喻，⽽是實實在在的⼀種⽣命泛創造論——⽣命即是創造。
 

在地球上，沒有任何東⻄是確切「⾃然的」（natural），倘若我們把這個詞 理解為沒有被任何活物碰觸過：⼀切事物都是被各種⾏動單位（agencies） 所育成、聚合、想像、維持、發明，並錯綜複雜地關聯在⼀起的，⽽這些⾏動單位，就某⽅⾯來說，知曉它們想要什麼，或在任何情況下，都 有其要達成的獨特⽬標，每個⾏動單位都是為⼰的。¹⁰
 

　　深受蓋婭理論及相關分⼦研究所啟發，Latour 說，⼀切都是由各種⾏動單位所「後造的」（artificial）。¹¹ Artificial 這個詞，通常翻譯為「⼈造的」或「⼈為的」，語詞當中所預設的⼈為和⾃然的⼆元對⽴昭然若揭，⽽⼈造的當中的創造性，藝術性，也藏在 artificial 的字⾸當中。倘若⽣命早已是技術，甚⾄早已含括藝術，那麼⼈類必須⾯對的不僅是毀滅⾏星的棲居性的道德犯罪，還有更深刻的靈魂拷問：我是誰，我是什麼，我做了什麼，我該如何⾃處？
 

⾏星藝術拓樸學的宇宙機器

　　在共⽣、寄⽣、侵犯、付出、妥協、對抗，不斷突現的嶄新策略，以及無可逃避的糾纏演化中，⼈類世、⽣態世（Ecocene）和病毒世（Virocene）的交織線索中浮現的多重尺度⽣命樣態，都將成為藝術拓樸學的基本元素。¹²⼈⽂主義藝術的基礎恰好是奠基於包含所有⽣命形式在內的⾏星藝術機器，⼀個連結天與地，亦即宇宙與地球之間的分⼦化異質裝置。如同Paul Klee在⼆⼗世紀上半葉所強調，藝術家本⾝就是⼀個⾏星造物。
 

 今⽇的藝術家不僅是⼀個改良的攝影機；他更加地複雜，更加豐富，更 為廣闊。他是在地球上的⼀個造物，以及整體之內的⼀個造物，也就是說，他是在眾多星球中的⼀個星球上的造物。¹³
 

　　在⼀個世紀之後，藝術家的存在視⻆或許變得更加廣闊複雜，但也或許更加地腳踏實地，被⽣態崩壞所召喚的，被愛與責任所綑綁的，或是迂迴地擺盪在必然與⾃由之間的分⼦化視域。然⽽，擺盪也早已不再是擺盪，⽽更像是量⼦場域中虛擬粒⼦的突現與消失。就像Klee在1920年「創造的告⽩」（Creative Confession）中所⾔，藝術並不是去闡述既已可⾒者，⽽是去使其變得可⾒（to make visible）。¹⁴ 在使其可⾒的種種展演，包括⼈類感性⾏動者在內的眾多⽣命形式，以其持續在不同尺度上的創新發明——無論其對⼈類⾚裸感官來說是可⾒或不可⾒——橫跨了技術和藝術的界線，體現了我們這個時代中越來越鮮明的跨物種藝術裝置（trans-species artistic assemblages）。

　　藝術家並不是⼀個改良的紅外線偵測儀，但也不能夠再是獨尊⼈類的「萬物之靈」。⼀個⼈類個體，作為⾏星棲居者／創造者，無論其社會功能性的位置是哲學家、思想家、夢想家、科學家或藝術家，她必須要去參與啟動及變⾰的⾏星藝術機器，乃是持續不懈地連結著萬物當中的⾝⼼靈，⽣命的意志，⽣活的智能，以及延伸向未來的共⽣演化及創造。簡⾔之，這樣的跨物種藝術裝置乃是蓋婭政治的集合體。這並不是某種扁平⽽無差異的存有論宣稱。反之，這是集合了異質複數，時⽽相合時⽽相⾾的⽣存掙扎，以及從中突現的創新路徑。

　　透過釋放出⼀定程度的能動⼒和主導權——但永遠不可能也不應該全部放⼿，因為我們必須負起重構的責任——我們正在進⾏的，無⾮是權⼒及資源的重分配，由此，得以去重新看⾒、聽⾒、碰觸、揭露，以及更重要地，參與⾏星多樣化⽣命的藝術創作。

　　⾏星多樣化⽣命之間存在共通共融的基本組態（configurations），不僅允許掠⻝、共⽣、寄⽣及合⽣（holobiosis）成為可能，促使跨尺度和跨物種的轉化成為關鍵，也讓跨類別的翻譯成為必要。¹⁵ 

　　⽣活作為⼀種創新路徑，是⼈類的實踐，也是所有⾏星⽣命樣態的基本活動，包括其實已經不算最微⼩的病毒及細菌的免疫代謝路徑創新。確實，在⼈類⽂化的場域中，無論是哲學、科學、藝術和政治，乃⾄於看似毫不起眼的⽇常⽣活，都充滿了創造的可能性，在活著的重複與差異中。⽽⾏星⽣命所創造的新陳代謝路徑，乃是出⾃跨物種的共⽣演化 過程，可⾒於這座⾏星上到處被⽣命碰觸並改造過的⻆落。從地表到海底。甚⾄在雲端，都可能漂浮著⽣命序列的碎⽚。

　　有沒有可能，讓我們把⼈類藝術重新放回到早已充滿技術及創新的⾏星⽣命圈，其必然也是⼀個跨物種的⾏星知性圈（trans-species noösphere）。於是，⼀個⾏星藝術拓樸學的計畫也正悄然成形，把更多創造能動者（creative agents）納⼊感受的地平線，不是單⽅⾯宣稱：「喔，讓我們把『⼈類⾏動者』加以去中⼼化吧！」⽽是在歷史特定脈絡的去中⼼化與多重化過程當中，拉開不同類屬、不同⽣命及不同創造形式之間的介⾯，並發出邀請：「來，讓我們跳⼀場跨類別、跨尺度、跨物種和跨時空的舞吧」。